中國術道文化復興之劍道—三

憶瑤姬

                                     中國術道文化復興之劍道


以下將大篇幅引用馬明達教授《說劍叢稿》——歷史上中日朝劍刀武術交流的節(jié)選。
    我國的武藝起源極早。它的內容和形式總是因時變易，時代不同，特點各異。同時，在武藝形成和發(fā)展的漫長過程中，曾產生了軍旅武藝與民間武藝的分野，還貫徹著技擊因素與健身因素依存消長的矛盾。總而言之，武藝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發(fā)展史同樣也是相當復雜的。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戰(zhàn)爭中據于主要位置的歷史條件下，武藝的社會價值首先決定于它在戰(zhàn)爭中和各類社會沖突中的防身殺敵之效。因此，它的內容就不能不以臨陣實用的兵器技術為主體；它的發(fā)展變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發(fā)展變化相輔相成，密切關聯。由此推之，任何武藝形式的傳播與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傳播交流為先導，為載體。
    一般認為，早在周、秦時代，我國制作的劍刀等兵器就已傳入日本，其傳入途徑主要是朝鮮半島。日本的古文獻和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日本與古代韓國之間存在一條所謂“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線，歷年來，在日本北九州發(fā)現了大量的先秦銅劍和鑄劍的銅范。在北九州發(fā)現的很多“是鋒刃銳利，具備完整特色的中國產品”。而相同的兵器在韓國原屬弁韓、辰韓的慶尚南北道也多發(fā)現。多年前，日本著名學者木宮泰彥先生曾經指出：“這些事實說明，中國文化產品的銅劍、銅鐸，遠在二千幾百年前的古代，就經過弁韓、辰韓、對馬等地，先傳到博多灣沿岸，然后傳到筑后、豐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斷，這條線是當時的主要交通線，恰好同《書紀》中所說的海北道中一致?！绷頁粝驑s先生說，日本列島彌生時代，其青銅文化分成兩個文化圈，一是銅鐸文化圈；一是銅利文化圈。所謂銅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區(qū)發(fā)現的大量“銅利器”，其中主要是銅劍等兵器。在佐賀縣的甕棺土葬的原始古墳地帶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發(fā)現了為當時統治者用于陪葬的銅劍等兵器，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斑@些隨葬品中，除了極少數可以認為是當地仿制者外，絕大多數，都是從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上來的舶載品?！痹阢~利器傳入同時，制作技術也隨之傳入，這為鑄型（熔范）的發(fā)現所證明。在朝鮮半島的許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國先秦時期的銅劍，進一步證明在中、日、韓三國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劍已成為傳遞文化和聯絡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
    到了漢代，中國制作的各類短兵器，尤其是鐵制環(huán)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對日本短兵器形制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環(huán)首大刀興起于西漢初期，它是在劍，特別長劍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一種新式短兵器。由于漢代鐵制環(huán)首大刀刀形輕便，鍛造精良，戰(zhàn)陣實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別受到日本武士的喜愛。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櫟本古墳的古墓中，發(fā)現了一柄東漢中平年間（184-189）中國制作的鐵制環(huán)首刀，刀身鐫有“百煉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錯銘文。這柄刀的形制、銘文格式及刀的質地，與1974年出土于我國山東蒼山的東漢永初六年鐵制環(huán)首刀基本相同。它們都是用反復加熱、多層疊打、表面滲碳的工藝制作的優(yōu)質含鋼鐵刀。中平刀作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證明墓主生前喜愛之深，也成為漢刀傳入日本的可靠物證。據《日本武器概說》的作者未久雅雄說，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漢刀和日本對漢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認為，當時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別是通過朝鮮半島從大陸移入的”。漢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對日本刀制產生很大影響，我們從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許多都具有明顯的漢刀特征。據《中國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緯先生說，漢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隨處可見，“常有收藏至數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國的劍刀，主要是通過民間途徑進入日本的，但也通過兩國間的正式交往進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證就是三國時日本邪馬臺國同曹魏之間的交往。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載，日本邪馬臺國的女王卑彌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難升米等來中國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這些友好使者，并回贈了一批珍貴禮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兩國互通使者，多次來往，在魏國每一次饋贈日本的禮物中，也總是有刀。證明到三國時代，中國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視。日本九州熊本縣玉名郡蘭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發(fā)現刻有漢字銘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學者認為這是五世紀中期的遺物，約當中國的南北朝時代。這柄刀的發(fā)現，證明中國劍刀對日本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了三國以后。日本考古學家小野勝年先生曾說，著名的日本正倉院里，至今還保存著不少古代中國的劍刀；“獻物帳”上還記有“唐式大刀”、“唐刀”（此處筆者并不認同馬明達教授的觀點，正倉院所供奉的“唐刀”在其書中展示的相片來看，與同時期的唐刀細節(jié)乃至形制上有相當出入，且在我國的書籍壁畫以及出土文物中，沒有發(fā)現與正倉院相同形制的橫刀或儀刀）等名目。所謂“唐式大刀”應指唐代軍中盛行一時的陌刀，這種刀的樣式在中國已無實物可證，只有日本正倉院還保存有幾柄唐代實物。這些都證明歷史上中國劍刀對日本的影響是久遠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國劍刀仍在繼續(xù)傳入日本。

憶瑤姬

早在秦、漢時代，就有大量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他們融合成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對日本文化的發(fā)展有很多貢獻。據日本古文獻《雄略紀》、《書紀》等的記載，漢代的大陸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藝被分為“部民”，如手人部、衣縫部、鞍部、畫部、錦部、陶部等，這些“部民”給日本帶去各種手工技藝，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沒有關于金屬鍛鑄工匠移居日本的記載，但有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國的劍刀鍛造工藝必定也傳入日本。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中國兵連禍結，加上各族政權憑借武力互相吞并掠奪，對人民實行殘暴統治，迫使不少中國人涉海移居日本，這些移民同樣也是按其技藝分為部民。這時期，因為傳統的朝鮮半島路線被阻斷，日本與中國的交往主要轉向南朝，于是南朝文化對日本產生很大影響。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我國南方，特別是吳越地區(qū)，以精美的劍刀鍛鑄工藝聞名天下，同時楚地的長劍武藝獨步海內，歷久不衰，直至漢代還是“奇材劍客”的淵藪。相信這些都可能隨著日本與南朝關系的持續(xù)發(fā)展而傳入日本。隋唐兩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時，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的成員，除了各級官員以外，還有各種專業(yè)人員，其中總有占總數近半的“射手”，實際就是使團的護衛(wèi)武士；還有“鍛生”和“鑄生”。這些人員的配備，主要是為了預防船舶漂流遇險，但他們入唐以后必定在本專業(yè)上學到很多東西，并將其帶回日本。我們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員和留學生也有對兵法武器感興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備真?zhèn)渚褪且晃淮筇票ū鞯膼酆谜?，然而他每次帶回日本的中國兵器?只有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卻沒有劍刀。這是否說明此時日本自產的劍刀已相當精良，再無須從唐朝引進。
    日本長期借鑒中國的經驗，結合自己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使日本的劍刀鍛鑄工藝獲得突飛猛進，并終于超邁中國而后來居上。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青銅花紋劍，特別是興起于春秋末期、發(fā)達于兩漢的鋼鐵花紋劍刀，曾以其無與倫比的銳利精致而冠絕世界?？脊虐l(fā)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鋒刃如新，絢麗奪目，使中外人士嘆為奇觀！然而，由于遭受歷代統治階級的漠視、摧殘，這種先進工藝到唐宋以后竟?jié)u至衰退。與此同時，日本的花紋劍刀卻異軍突起，大放異彩，“數百年來，在遠東首屈一指”。
    以“相擊”為主要形式的劍技，是我國歷史上出現很早的一種短兵武藝，其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時代，劍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劍成為身份地位和尊嚴的象征，劍術已經相當發(fā)達，擊劍蔚為專學，特別是在東南的吳越地區(qū)。群雄并立、戰(zhàn)爭頻繁的戰(zhàn)國時代，隨著劍在戰(zhàn)爭中實用價值的顯著提高，擊劍活動更為普遍。這時，社會上出現了以劍技為人效命的“私劍”、“劍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來“俠”的濫觴。產生了關于劍術的專門論說和著作。這種風氣延續(xù)到西漢仍很興盛，擊劍風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長擊劍“立名天下”，職業(yè)劍客奔走豪門。風氣之下，甚至連東方朔、司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學習擊劍，顯然這是一種時尚，是文人高自標置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