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反腐敗從先保證官員合法年收入20萬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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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輝華，經(jīng)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學院副教授 ，人大企業(yè)與組織研究中心（CFOS）副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經(jīng)濟學系博士后研究員（導師為世界著名經(jīng)濟學家Oliver Hart教授），中央組織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研究領(lǐng)域是契約與組織理論。【以下文字是聶輝華先生專供搜狐財經(jīng)稿件】

2012年是中國改革的“熱身年”，因為從上到下都在談改革。盡管全國都在議論改革的話題，但是關(guān)于改革的良策似乎尚未出現(xiàn)。關(guān)鍵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從哪里改？

　　當改革進入深水區(qū)時，公眾尤其期待改革的大智慧。以反腐敗為例。一方面，誰都知道官員腐敗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另一方面，反腐敗的制度設計和實施權(quán)力卻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讓已經(jīng)、即將或者可能腐敗的官員來設計反腐敗的制度，這似乎是一個悖論。我們怎么可能讓腐敗的人接受反腐敗的制度呢？然而，我要告訴大家，從經(jīng)濟學角度來分析，這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可能的！

　　讓貪官權(quán)衡利弊，接受改革

　　經(jīng)濟學分析問題的視角是效率，對效率的定義是帕累托改進。如果一項政策在沒有使任何人的福利變得更差的情況下，能夠使一部分人的福利變得更好，那么這樣的政策就是帕累托改進的。帕累托效率原則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標準，而且是一個道德的標準，這也許是經(jīng)濟學里唯一沒有引起其它學科爭議的原則。在經(jīng)濟學者看來，任何改革都應該是帕累托改進的，即改革不應該產(chǎn)生輸家（loser）。

　　當中國在1980年代掀起改革的大幕時，選擇的改革戰(zhàn)略是“先改增量，再改存量”。實行農(nóng)村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鼓勵非公有制企業(yè)發(fā)展、建立經(jīng)濟特區(qū)，這些重大改革舉措無一不是貫徹了帕累托效率原則。然而，但改革開始涉及存量時，似乎必然對既得利益者造成損失，于是人們認為帕累托式的改革不復存在了。仍以腐敗為例。如果一個貪官一年可以貪污100萬元，我們用什么辦法可以讓他的利益不受損失呢？實行“高薪養(yǎng)廉”，將他的年薪提高到100萬元以上？還是給他一筆固定的退休金，例如1千萬元，讓他體面地退休？似乎都行不通。

　　但這里存在一個誤區(qū)。沒錯，改革的確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博弈。在這場博弈中，沒有人會自愿接受使自己福利變壞的改革方案。但請注意關(guān)鍵的一個假設：是否變壞的參照點，不是當前的靜態(tài)福利水平，而是終生福利貼現(xiàn)到當期的水平。在這個腐敗的案例中，貪官要比較的兩個方案是：如果不接受改革，繼續(xù)貪污，那么他未來的全部收益貼現(xiàn)到當前的收益；他接受改革，反對腐敗所得到的未來收益貼現(xiàn)到當前的收益。

　　更具體地假設一下。如果貪官繼續(xù)貪污，會導致社會嚴重的社會沖突和政權(quán)動蕩，那么他在未來某一天可能會被群眾推翻，甚至絞死，最終一無所有?？紤]了未來的風險之后，將貪官未來的收益貼現(xiàn)到當前，可能相當于每年收益20萬元。因此，只要實行反腐敗改革后保證他的合法收入超過每年20萬元，理性的貪官就會接受改革方案。相比于繼續(xù)貪污帶來的福利，反腐敗制度改善了他的福利狀況，這就是一種帕累托改進。

　　讓既得利益者了解不改革的嚴重后果

　　理論上，只要是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的改革，總是可以找到一種方案讓各方面都成為贏家，這就是所謂的“科斯定理”。但這一定理背后隱藏了若干假設，關(guān)鍵在于這些假設是否滿足。

　　第一，博弈各方，包括既得利益者（如貪官）和其他利益集團，都必須是足夠理性的，能夠計算未來的成本和收益；第二，博弈各方必須能夠就未來的成本和收益達成一致；第三，帕累托式的改革方案必須保證得到實施。通俗地說，第一個假設意味著各方都是理性人，不能光看眼前，還要看將來，特別是要考慮到未來的風險。第二個假設是說，各方對于未來的成本和收益的估計不能差別很大，否則無法進行科斯式談判。如果貪官過度自信，認為繼續(xù)貪污可以安然無恙，那么他就不會接受反腐敗的改革；或者他認為未來收益貼現(xiàn)到當前是50萬元，而群眾認為只有20萬元，貪官就不會接受這一“贖買”的改革。第三個假設可能是最難的，就是一旦“交易”達成，任何一方必須遵守諾言，不能出爾反爾。但是，國家層次的政治交易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第三方來保證實施，這可能會導致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接受改革。例如，一旦貪官如實坦白并下臺，新的掌權(quán)者（如群眾）可能會違背事前的承諾，將貪官處以極刑，這就是經(jīng)濟學上所謂的“時間不一致”難題。

　　如果上述假設不完全滿足怎么辦？這才是改革應該強調(diào)的重點。我認為，成功改革的關(guān)鍵就在于讓不容易滿足的上述三個假設得以滿足，那么改革自然水到渠成。為了滿足第一個假設，應該讓既得利益者了解不改革的嚴重后果，這就需要允許全社會對此進行公開討論。只有更多貪官意識到繼續(xù)貪污的危險，降低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收益，才能讓他們更容易接受改革的方案。如果官員都是“裸官”，隨時可以全身而退，那么要讓貪官接受改革就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滿足第二個假設，應該允許全社會對各種改革方案進行公開辯論，并且允許討價還價，從而各方就每一種改革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達成共識，才能找到最佳的改革方案。

　　而且，既得利益者的預期成本和收益都是可以變動的，這取決于制度設計和社會博弈的結(jié)果。為了滿足第三個假設，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必須是一項納入憲政框架的制度安排，才能讓博弈各方遵守承諾。

　　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為了推行商鞅變法，立木為信，終于取得了民眾的信賴和支持，才有了后來統(tǒng)一六國的秦國。今天的我們，應該有更多的智慧，更理性的態(tài)度，更好的方案來推進改革大業(yè)，重現(xiàn)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給了20萬，還想200萬。

給了20萬，還想200萬。

無量歡僖緣

還不如和大人的“議罪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