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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發(fā)端于20世紀20年代。1927年,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文學叢書”第一種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首部文學批評史著作,標志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誕生。到了30、4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迎來了第一個高潮,郭紹虞、方孝岳、羅根澤、朱東潤等著名學者的文學批評史專著紛紛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fā)展基礎(chǔ),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史成為了一門真正的獨立學科。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fā)展,其中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無疑是郭紹虞和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葉)分兩冊,1947年出版。由于戰(zhàn)爭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為郭著上卷所寫的書評中說:“郭君這部書,雖然只是上卷,我們卻知道他已費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書雖不是同類中的第一部,可還得算是開創(chuàng)之作;因為他的材料與方法都是自己的?!薄诓牧吓c方法上確有自己的特點,視其為“開創(chuàng)之作”是毫不為過的,因此,郭紹虞實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發(fā)展的奠基人之一。
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而言,其初創(chuàng)時期的史料搜集與整理顯得尤為重要,也格外困難。而第一個通過大規(guī)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正是郭紹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強調(diào)“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這里他所說的史料學由兩個不能分離的側(cè)面合成:歷史研究必須依靠材料,材料必須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兩者缺一不可。郭紹虞不是簡單的堆砌資料,而是盡可能全備地搜集材料以作為研究的基礎(chǔ)和出發(fā)點。早在1927年,郭紹虞就開始廣泛搜羅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顯著特點是擴大了取材范圍,除了傳統(tǒng)的詩文評外,還注意從史書的《文苑傳》或《文學傳序》以及筆記小說、論詩詩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種材料中,詩文評無疑是批評史研究資料的主要來源,所以郭紹虞在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嘆地說:“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贝顺浞终f明郭紹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國古代的詩文評,其內(nèi)容蕪雜、體例不嚴,向來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說:“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著雕蟲小技,那么,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钡菍τ谥袊膶W批評史而言,詩文評卻正是研究資料最為集中的地方。據(jù)郭紹虞自述,他當時擬做的工作有這樣幾種:(一)輯錄詩話考,即將前人論詩之著,凡所見或僅見著錄、稱引者,仿朱彝尊《經(jīng)義考》之例,考其存佚,錄其序跋,問或附加案語,撰為提要;(二)撰《詩話叢話》,成為一種論詩話的話;(三)唐、宋詩話輯佚,將兩代已佚各種詩話,予以盡可能采集編訂;(四)《詩話新編》,即仿前人成例將各種古代筆記中論詩文之語抽出,匯編成帙,實際上是一種資料摘抄;(五)輯專家詩話,即按詩人為單位選輯有關(guān)評論資料。這五項工作相互聯(lián)系,總起來則構(gòu)成一個豐富史料的系統(tǒng)。郭紹虞經(jīng)過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端卧娫捿嬝泛汀端卧娫捒肌返缺闶瞧渲凶罱艹龅馁Y料搜集成果,可以說,郭紹虞建立起了一個為撰寫批評史專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庫。
郭紹虞搜集材料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整理、考訂材料時盡量貼近古人,做到根底無易其固;同時在分析、解釋時又不失個人的見解,力求裁斷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總想極力避免主觀的成分,減少武斷的論調(diào)。所以對于古人的文學理論,重在說明而不重在批評。……總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論中間,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體的材料辨析過程中,他又總是本著由考訂而史述,由史述而論斷的原則,以小見大,從現(xiàn)象觀本質(zhì)。
從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來看,其實有著兩條并行不悖的表述線索,一種是按時間而循序前進的的分期敘述,另一種則是從批評出發(fā)的價值判斷,簡言之,也就是歷史過程與現(xiàn)代標準的交織,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來說,也就是“史”與“論”的有機結(jié)合。應該說,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tài)度,郭著在這方面的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但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的是,理論發(fā)展史的研究絕不能成為各個歷史時期材料的羅列史,而應成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礎(chǔ)之上的理論闡釋史。正如德國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言:“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tǒng)一體,或一種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解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不僅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層面上,而是對史料的價值與意義進行深刻闡發(fā)。因而在處理“史”與“論”的關(guān)系上,郭紹虞恰當?shù)刈龅搅硕叩挠袡C統(tǒng)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從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演變。郭紹虞認為:“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shù)思想發(fā)生相互連帶的關(guān)系,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也足以看出其社會思想的背景。”以這個方法為基礎(chǔ),他建立起全書的系統(tǒng)來。具體而言,郭紹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以及全書的體例安排,都是與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賴以劃分中國文學批評史發(fā)展階段的根本依據(jù)就是文學觀念的演變,而每一次文學觀念的演變則都蘊涵著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紹虞說:
大抵由于中國的文學批評而言,詳言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為文學觀念演進期。自隋、唐以迄北宋,為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現(xiàn)代,庶幾成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
顯然,郭紹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史分期充分著眼于文學與學術(shù)的分合,注重挖掘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強調(diào)從文學的自覺到批評的自覺的發(fā)展歷程,也即文學觀念正——反——合的歷史發(fā)展過程。
在體例方面,郭紹虞在《白序》中說:
此書編例,各時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時代分,有的以文體分,更有的以問題分,這種凌亂的現(xiàn)象,并不是自亂其例,亦不過為論述的方便,取其比較地可以看出當時各種派別、各種主張之異同而已。
這種體例上的“凌亂”現(xiàn)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內(nèi)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時,郭著在體例實際上主要是“以問題為綱”,這一表述法的好處在于它既能比較充分地體現(xiàn)研究者對整個批評史的宏觀把握,又為有條不紊地講清楚每個問題的歷史線索提供了適宜方式。由于論題集中,往往可以縱橫前因后果、旁及左鄰右舍,闡發(fā)得更加淋漓酣暢、神完氣足,從而給人更深刻的印象。這一點可以說是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最重要的特點,也是其長處所在。例如,其中關(guān)于南朝文學批評的論述,尤其是“時人對于文學之認識”一節(jié),下設(shè)五目,其第三目“風格”論《文心雕龍》之“體性”說,而遠至司空圖的《詩品》;論神思則指出“遠出莊子,而近受《文賦》的影響”;論曹丕、劉勰諸人之“才氣”說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語勢論氣者宗之”而直貫“桐城派論文好以陰陽剛?cè)釣檠浴?。由于作者“史”的意識和“以問題為綱”的意識都強,所以從全書看,早已經(jīng)于宋代(如嚴羽、楊萬里)即開始伏筆,至元代楊維楨、明代李東陽、公安三袁則幾已呼之欲出,這樣迪邐敘來,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說明每一種詩論的形成都是歷代思想積累演化的結(jié)果。
郭紹虞開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時,正是科學研究新觀念倡導、實施并取得多種成果的時期。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篇為《總論》,其具體章目是:第一章,中國:學批評演變概述;第二章,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第三章,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文學的原因;第四章,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學觀念之演進所及于文學批評之影響。這一總論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學批評觀與文學批評史觀的集中體現(xiàn)。不難發(fā)現(xiàn),“演進”與“復古”是構(gòu)成其《中國文學批評史》體系的支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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