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東周兒童村 15年代養(yǎng)服刑人員子女305名

天蝎

早晨起床后，孩子們先去餐廳領取早點，然后要打掃宿舍和公共區(qū)域的衛(wèi)生 本報記者 周哲 攝


吃完飯后，孩子們清洗自己用過的碗和盤子 本報記者 周哲 攝


一位在兒童村生活的孩子和親戚通電話 本報記者 周哲 攝

　　一封特別的信寄至深圳，信末，是28個整齊而稚嫩的簽名。
　　
　　信中寫道：“黃阿姨（奶奶），您又寄來一千元，郭爺爺用這筆錢為我們每人買了雙新鞋，每走一步，我們都會想到您。原諒我們對您的稱呼，因為我們不知道您是阿姨還是奶奶……”
　　
　　信件發(fā)自三原東周兒童村——中國首個服刑人員子女無償代養(yǎng)機構。
　　
　　12月5日至6日，本報記者前往探訪。
　　
　　探訪
　　
　　兩餐無一孩子剩飯
　　
　　兒童村其實不是“村”，而是以一棟四層高的樓房為主的大家庭，內設宿舍、自習室、餐廳等。
　　
　　村內現共有工作人員8名，代養(yǎng)服刑人員子女46名——在讀大學生2名、大專生2名、高中生3名、初中生8名、中專生5名、技校生4名，其余均為小學生。
　　
　　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今年20歲，最小的3歲。
　　
　　據兒童村負責人郭東方介紹，孩子們目前主要在兒童村附近的東周小學和西周中學讀書。
　　
　　孩子們每次上下學，都有專門的老師帶領他們列隊進出兒童村。而在回村后的打飯環(huán)節(jié)，孩子們也會自動列隊。
　　
　　5日晚，晚餐為雞蛋蘿卜哨子面、油茶，6日早餐為牛奶雞蛋，午餐為芹菜炒肉，主食為玉米粥稀飯和饅頭。午餐時，孩子們好玩的天性開始顯露，期間，一男孩發(fā)現粘稠的玉米粥可以吹起泡泡，驚喜地叫出聲來，最后鄰桌的孩子們紛紛效仿。
　　
　　飯后，孩子們各自在水池邊清洗自己所用餐具。經觀察，午、晚兩餐竟無一個孩子碗里有剩飯。
　　
　　下午放學吃完晚飯，孩子們開始進入自習室學習。自習室一側，設有圖書館，內藏數千冊各類圖書，均來自各界捐贈。
　　
　　“孩子很好管理，但學習成績都不太好。”郭建華說，擔心影響學習，孩子們只有周末時才能看電視。
　　
　　考慮到孩子的特殊心理，村內還有裝著沙袋周末開放的發(fā)泄室。
　　
　　兒童村創(chuàng)立至今已15年，共累計代養(yǎng)服刑人員子女305名。這一切，還要從孩子們口中的“郭爺”說起。
　　
　　建“村”
　　
　　國內首家引起轟動
　　
　　“郭爺”名叫郭建華，現年75歲，三原東周村人。說起兒童村建村歷史，如今滿臉皺紋的他，頓時神采奕奕。
　　
　　1961年，從陜西師范大學畢業(yè)的郭建華先后在神木縣中學、縣廣播站、縣教育局工作。文革開始后，郭建華入獄服刑9年半，他的大兒子為此輟學，遭人歧視。
　　
　　文革結束后，郭建華被平反，回到三原東周村的他，憑借所學知識帶領全村人搞起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帶領村民致富后，郭建華就尋思做些善事。這時，陜西省回歸研究會某領導找到郭建華，說有大批服刑人員的孩子無人照管，望其出資。郭想起自身遭遇便動了心，與村干部討論同意后，兒童村于1996年正式成立，地點設在原本用做村委會的新樓內。
　　
　　起初，郭建華還擔心收不到孩子，不想首批就來了16個孩子。通過服刑家長與兒童村簽訂代養(yǎng)協議，兒童村負責為入村兒童提供食宿、醫(yī)療、上學等一系列服務，而所有的費用均由村內企業(yè)支付。
　　
　　兒童村的善舉一時引起轟動，被譽為“世界第一村”。1999年11月，被中宣部、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共青團中央等5部委評為“全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先進集體”。一時間，媒體紛紛對兒童村進行報道。
　　
　　郭建華以為會這樣一直下去，直到2000年。
　　
　　困境
　　
　　三千壽慶錢捐資兒童村
　　
　　跨入新千年，兒童村的開支已由每年的幾萬增至十多萬元。這時，東周村企業(yè)逐漸改制倒閉，無力支付經費。
　　
　　兒童村的經費轉眼成了問題，“等米下鍋”現象不時出現。
　　
　　2001年11月，兒童村斷了糧。郭建華帶著孩子們前往村內廢棄工廠撿廢鐵。過66歲生日時，他又將三個子女為他準備壽慶的三千元錢捐給了兒童村。冬天天冷，因無錢購煤，他只好帶著孩子們拾柴禾、撿煤塊。
　　
　　次年，媒體以“關注兒童命運”為主題，報道了兒童村的窘境，引起了時任陜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趙正永的關注。
　　
　　2003年，趙正永前往兒童村調研，后召開會議。會議作出兩個決定：將兒童村劃歸三原縣司法局主管。同時，每年由省政法委、司法廳、民政廳等部門出資15萬，支持兒童村建設。
　　
　　熬過難關，郭建華終于松了一口氣。與此同時，社會上的愛心捐贈也紛至沓來。
　　
　　愛心
　　
　　捐款是想讓孩子們讀書
　　
　　2001年，聽聞媒體報道，八旬退休老人周景頤夫婦，從云南來到三原，實地看過兒童村后，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每年捐助2.4萬元”。
　　
　　2009年12月，一中年男子攜子前往兒童村匿名捐款現金10萬元，并拒絕工作人員開票。直到去年11月，西安某電腦城員工前往捐款，才一語道破該筆善款原系該電腦城負責人所捐。今年6月，該男子再度捐款10萬元。
　　
　　此外，每逢“六一”等節(jié)假日，總會有各地市民自發(fā)給兒童村捐資捐物。
　　
　　眾多捐助者中，深圳的“黃女士”讓郭建華記憶深刻。
　　
　　從1998年開始，黃女士除自己捐款外，還發(fā)動周圍20多人捐款。2000年秋開始，每到開學，兒童村就會收到黃女士等人寄來的捐款。
　　
　　然而，孩子們有了疑惑，不知該稱捐款人為“阿姨”還是“奶奶”。與黃女士通過電話的郭建華，多次想請新聞機構采訪她，讓社會知道她的愛心行為，可都被其拒絕了，郭建華只好組織孩子們給黃女士寫信。
　　
　　后來，黃女士在信中告訴郭建華：“這些錢來之不易，我們都是家庭婦女，都是五十、一百湊出來的，捐款的主要目的，是想讓孩子們讀書，讓他們成為有用的人。”
　　
　　據媒體后來報道，黃女士現年46歲，曾在廣東一百貨公司當營業(yè)員，而她所捐款項，均是平日節(jié)省所得。
　　
　　黃女士等人的愛心沒有白費，兒童村的孩子們用行動，證明了愛的價值。
　　
　　成績
　　
　　路燈下看書后考上大學
　　
　　兒童村所代養(yǎng)的305名服刑人員子女，遍及陜、川、甘、豫、遼、鄂、晉等10省區(qū)。經兒童村代養(yǎng)，他們有的開起了商店，有的考上了大學甚至出國留學。
　　
　　這其中，以兒童村首名大學生阿林（化名）最為典型。
　　
　　據郭建華介紹，1996年他見到阿林時，他正在路燈下看書，隨后將其收入兒童村代養(yǎng)，供其讀書4年。直到2000年兒童村遭遇巨大經濟困難，郭建華才讓親屬將阿林領回。
　　
　　4年后，阿林以617分的高考成績被南京理工大學錄取，目前已在甘肅某部隊工作。
　　
　　此外，經兒童村代養(yǎng)，25歲的李明（化名）在西安開起了電腦專賣店；23歲的周龍（化名）從西北大學畢業(yè)后前往國外深造；29歲的趙興（化名）所做“朱元璋”、“滿族少女”兩件雕塑作品被中國蠟像館收藏……
　　
　　憂慮
　　
　　很多孩子無法代養(yǎng)怎么辦？
　　
　　如今，兒童村的經費已不成問題，卻有另一件事讓郭建華感到憂慮。
　　
　　東周兒童村成立后，西安、北京、河南、青島等地紛紛效仿，全國設立了十多家兒童村。
　　
　　有關資料統計，我國監(jiān)獄服刑人員約156萬，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萬，占總數的30%，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容量幾十人的兒童村，相比于60萬未成年子女，僅是杯水車薪。
　　
　　我國法律目前尚無明確規(guī)定，當父母長期不能對未成年子女履行監(jiān)護職責時，其他監(jiān)護資格人必須承擔監(jiān)護職責。如此，一旦親屬無力或不愿撫養(yǎng)，服刑人員孩子極易揣著一顆冷漠和仇視的心流浪社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而《未成年人保護法》所強調的保護架構，是基于社會、學校、家庭三重保護之上的。然而，一旦父母缺失，該架構就不再健全。在輟學之后，孩子就面臨著流浪社會的命運。
　　
　　社會廣泛建立的兒童福利院，主要救助對象為孤殘兒童、棄嬰，而父母為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并未被納入其保護救助范圍。
　　
　　相比于流浪乞討人員，服刑人員子女往往有親屬，又不符合城市生活無著落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所規(guī)定的“無親友投靠”的標準，無法對其進行救助。
　　
　　“對服刑人員子女的保護，在法律上尚空白。誰能為更多服刑人員子女建立一個家？”郭建華站在大門口，望著上學的孩子們消失在雨中后說道。本報記者蒲曉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