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城市文化的根

山嵐

       中國到底有多少文廟？我無從得知，然而有幾座文廟被改建成博物館？我想也許只有咸陽這一座吧。我敢肯定，當年若不把文廟改建成博物館，這座宏偉的建筑已不復存在了，盡管如此，它的規(guī)模仍被擠壓縮小了近一倍，但比起它的那些長輩和同齡它夠幸運的了，清渭樓、鐘樓、古渡不就是例子嗎。
       當大明王朝江山穩(wěn)固后，咸陽，最終確定了自己的新城址，這一扎根就再也不搖不動。當咸陽新城建設工程如火如荼，雛形初現(xiàn)時，縣丞孔文宇帶著早已設計好的文廟規(guī)劃圖紙趕往府衙，很快得到了知府大人的允準和支持。作為孔圣人的子孫，他深知一座城市怎可沒有祭祀至圣先師和教化子孫的場所呢？更何況當朝圣上尊崇孔子有加，已將祭祀孔廟的樂舞、祭物升用天子之儀，這對咸陽建造文廟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大政方針如此，建造文廟順理成章。因而，建文廟之大任自然落在了一介儒士、咸陽縣丞孔文宇的肩頭，他當仁不讓，日夜殫精竭慮，廢寢忘食，一絲不茍，一組格外醒目的建筑群拔地而起，咸陽文廟莊重而雄偉的座落在西街中央地段，拜謁者從此絡繹不絕，讀書聲自此朗朗不斷，每逢祭祀大典，這里便人山人海，氣氛莊嚴肅穆，儒家文化的魅力在此凝聚，又從此播撒開來，數(shù)百年，咸陽文廟雖然歷經14次的重修與改建，可文廟的作用從無消減，愈久愈強。直至20世紀60年代它的身份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那是1962年秋，當咸陽的考古工作進入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重大發(fā)現(xiàn)頻頻迭出，沉睡于地下數(shù)千年的文物相繼重現(xiàn)于世，面對如此多的珍貴文物，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給它們一個家。
       什么地方適合于這些國寶安身呢？什么地方又能使它們即可安身又能接受人們的瞻仰呢？這是主持這項工作的李宏濤寢食難安，絞盡腦汁思考的首要問題，最終他們把博物館的館址選定在了已近破敗的文廟。館址被批準后，李宏濤便帶領一部分籌建人員進駐荒蕪的廟里，開始拔除雜草、清運垃圾、整理散亂的磚木器物，規(guī)劃陳列室、辦公室和休息室以及文物復制廠的方案，多少個日日夜夜，他們忙碌不息，困了靠著木料堆打個盹兒，饑渴了簡單吃幾口干糧喝幾口井水，夜里實在疲乏不堪，他們就聚在一起喝白酒解困添力，不知熬過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當文物一件件的被陳列進新建成的博物館里，這些咸陽首批文博功臣們倍感欣慰和自豪。咸陽博物館建成后，為咸陽文博立下汗馬功勞的李宏濤自然被任命為咸陽市博物館第一任館長，咸陽文廟由此轉換身份，由單一的儒家文化的“祭酒”升格為儒釋道諸家文化遺孤的“大管家”。50余年來，政治風雨幾番，咸陽博物館無形中為孔圣人保留下了又一座較完整的精神家園、思想行宮。21世紀初，咸陽博物館門額恢復“文廟”名頭，這是一種文化的回歸，也是還原歷史的本真。這一舉動體現(xiàn)了和諧社會時期咸陽執(zhí)政者科學而開放的胸懷，尊重歷史的虔誠態(tài)度，同時也凸顯這座千年古都的人文特點與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