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八●闡發(fā)禮義的妙語集萃

憶瑤姬

    《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八——



           ●《闡發(fā)禮義的妙語集萃《禮記》





        闡發(fā)禮義的妙語集萃――《禮記》
    在《三禮》中，《禮記》最晚取得經(jīng)的地位，但卻是后來居上，成為禮學大宗，大有取代《儀禮》、《周禮》之勢。《禮記》多格言妙語，文字生動，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廣泛歡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中國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響的。
    一、《禮記》的成書
    古人把解釋經(jīng)典的文字稱為‘記‘，《禮記》原本是《儀禮》的‘記‘?！秲x禮》的記有兩種，一種是附于《儀禮》各篇正文之后的‘記‘，旨在對儀節(jié)的語焉不詳之處作補充，而不涉及禮所蘊涵的深意。文字多為零句散語，不相連綴。另一種是單行的記，各自獨立成篇，既有對孔子言論的追記，也有禮學思想的闡發(fā)，還有對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內(nèi)容要豐富得多，數(shù)量也明顯超過前者，《禮記》各篇就屬于這一類。單行的‘記‘戰(zhàn)國時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銷聲匿跡。
    西漢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其中有‘禮記‘，但未提及篇數(shù)?！稘h書-藝文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獻王所得《禮記》的篇數(shù)。西漢時，《記》是依附于《禮經(jīng)》而流傳的，性質(zhì)類似于今人所說的參考資料，不可能列入學官。西漢末年，劉歆校理秘府文獻，見到的‘記 ‘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總共有二百十四篇。劉歆作《別錄》，對《禮記》各篇所屬的門類逐篇作了說明，如‘屬通論‘、‘屬吉事‘、‘屬喪服‘等。漢代流傳的《記》可能不止于此數(shù)，所以，近人洪業(yè)先生有‘兩漢學者所傳之《禮》，經(jīng)有三而記無算‘之說。
    《記》盡管沒有經(jīng)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漢儒重視。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會議上，聞人通漢、戴圣在發(fā)言中就引用了《記》。當時許多學者都有自己的《記》的選輯本。經(jīng)過比較和淘汰，到東漢中期形成了《大戴禮》和《小戴禮》兩種比較權(quán)威的輯本。鄭玄《六藝論》說，戴德、戴圣叔侄二人傳授禮學，‘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圣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孔穎達《禮記正義》引）大小戴《禮記》與古文《記》是怎樣的關(guān)系，鄭玄沒有提到。晉人陳邵在《周禮論序》提出《小戴禮》是刪《大戴禮》而成的說法：‘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圣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后漢馬融、盧植諸家考諸家同異，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經(jīng)典釋文-敘錄》引）《隋書-經(jīng)籍志》大體沿襲此說，但又說馬融在《小戴禮記》中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數(shù)。這一說法流傳很廣，但漏洞很多。清代學者戴震、錢大昕、沈欽韓、陳壽祺、毛奇齡，以及洪業(yè)等都曾加以駁斥，其要點可歸納如下。
    首先，若如其說，則二書篇目應(yīng)該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見存的大、小戴《禮記》中都有《哀公問》和《投壺》。此外，《曲禮》、《禮器》、《祭法》、《祭義》、《文王世子》、《曾子問》、《間傳》、《檀弓》、《王制》是《小戴記》篇名，而《漢書》、《五經(jīng)異義》、《白虎通》、《毛詩》等引及時，稱引自《大戴記》。說明它們也為大、小戴《禮記》所共有。
    其次，《漢書-曹褒傳》說曹褒的父親曹充‘持慶氏禮‘，‘傳《禮記》四十九篇‘。 ‘慶氏禮‘是后倉弟子慶普所傳之禮。慶普與二戴是同時代人，而慶氏禮已有四十九篇之數(shù)?！逗鬂h書-橋玄傳》說戴圣的弟子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說明四十九篇之數(shù)在馬融之前已有。而劉歆《別錄》的《禮記》篇目中有《樂記》，可見《樂記》也非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時人，劉歆是哀帝、平帝時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刪劉歆編次的《禮記》？此外，《大戴記》文字多有見于《小戴記》的，如《曾子大孝》見于《小戴記》的《祭義》；《諸侯釁廟》見于《小戴禮》的《雜記》。《朝事》與《聘義》，《本事》與《喪服四制》也頗有相同之處。如果說小戴為‘去其繁重‘而刪大戴，就無法解釋這種現(xiàn)象。
    許慎《五經(jīng)異義》多次引及《記》，但不稱‘大戴‘、‘小戴‘，而稱‘禮戴‘或‘大戴‘。洪業(yè)先生認為，可能最初有《禮戴記》，而后有《大戴記》。因為收錄的篇數(shù)多，故稱《大戴記》?！蟠鞫Y‘，猶言‘增廣戴禮‘。東漢末，鄭玄作《三禮注》，《禮記》取的是《小戴禮》，也就是今天的《禮記》。鄭玄是著名的經(jīng)學大師，《禮記》由此擺脫了經(jīng)的附庸地位，一躍而與《周禮》、《儀禮》并列?！洞蟠鞫Y》由此一落千丈，雖然有北周的盧辯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傳習，到唐代就亡佚大半，僅剩三十九篇。
    二、《禮記》的分類與作者
    《禮記》四十九篇，內(nèi)容龐雜，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目錄》分之為九類：
    1、通論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jīng)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
    2、喪服十一篇：《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雜記下》、《喪大記》、《問喪》、《服問》、《奔喪》、《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
    3、吉禮七篇《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投壺》
    4、制度六篇：《曲禮上》、《曲禮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
    5、祭禮四篇：《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tǒng)》
    6、明堂陰陽二篇：《月令》、《名堂位》
    7、世子法一篇：《文王世子》
    8、子法一篇：《內(nèi)則》
    9、樂記一篇：《樂記》
    四十九篇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作者，學者間頗有異說?！稘h書-藝文志》禮類‘《記》百三十一篇‘下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學所記者也。‘認為是孔門弟子各記所聞而成，但沒有談到各篇的具體作者?！妒酚?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端鍟?音樂志》引梁朝學者沈約之說：‘《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追f達《禮記正義》則說：‘《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余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font>
    但也有學者認為《禮記》是西漢的作品。如三國魏張揖《上廣雅表》說是‘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徐堅《初學記》說是西漢禮學家后蒼所撰。還有學者認為，《禮記》的基本材料出于七十子之徒，但經(jīng)過了漢儒的加工或竄亂，如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云：‘《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后人通儒各有損益?！w匡《春秋集傳纂例》說：‘《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何異孫《十一經(jīng)問對》說，《禮記》‘孔子說，七十二子共撰所聞以為之記，及秦漢諸儒錄所記以成編，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font>
    近人沈從文先生曾長期從事文物工作，他從周秦兩漢墓葬所反映的制度來判斷《禮記》的年代。他說：‘所發(fā)墓葬，其中制度，凡漢代者，以《禮記》證之皆不合；凡春秋、戰(zhàn)國者，以《禮記》證之皆合；足證《禮記》一書必成于戰(zhàn)國，不當屬之漢人也。‘（《顧頡剛學術(shù)文化隨筆》176頁引）有關(guān)《禮記》作者和年代的爭論，曠代持久，長期不能定于一說。筆者認為，《禮記》中屬于‘吉禮‘的《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的各篇，內(nèi)容依附于《儀禮》；屬于‘喪服‘和‘祭禮‘的各篇，內(nèi)容也與《儀禮》的喪祭之禮一貫；因此他們的年代當與《儀禮》不離左右?！肚Y》、《禮器》、《少儀》、《深衣》、《樂記》、《內(nèi)則》等篇，學者多信為孔門弟子之作?！ㄕ摗母髌哪甏恢庇袪幾h。
    近年，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獻，其中《緇衣》一篇與今本《禮記-緇衣》基本相同。此外又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語，與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意思一致，證明沈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的說法大致可信。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戰(zhàn)國楚竹書，其中不僅有《緇衣》、《性自命出》篇，而且有《禮記》中的《孔子閑居》和《大戴禮記》中的《武王踐阼》篇。兩批楚竹書與大小戴《禮記》的文字相同、類似，或者可以互相印證的地方很多。據(jù)此可以推斷，‘通論‘各篇當如班固所說，是‘七十子后學所記者‘，也是先秦的文獻(說詳拙作《郭店簡與〈禮記〉的年代》，載《中國哲學》21輯)。
  
    三、《禮記》的人本主義思想
    禮的靈魂，是西周以來的人本主義思想。由于體例的限制，《儀禮》對于禮所要表達的思想幾乎沒有涉及。而《禮記》則對此作了相當充分的論述。作者每每通過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敘述，來凸現(xiàn)以人為本的立場。行文生動，娓娓道來，有很強的感染力。下面介紹《檀弓》所及的幾個例子。
    殷代盛行‘人殉‘（用活人殉葬）、‘人祭‘（以人為祭品）的風俗。到了周代，由于人本主義思想的興起，這種風俗從總體上得到了抑止，但依然存在。因此，禮家的基本任務(wù)之一，就是繼續(xù)向這種野蠻的風俗作斗爭。齊國大夫陳子車客死在衛(wèi)國后，他的妻子和家宰準備用活人殉葬。陳子車的弟弟陳子亢到衛(wèi)國奔喪，聞訊后，堅決反對，認為‘以殉葬，非禮也！‘為了制止這一行為，他對陳子車的妻子和家宰說，如果一定要用活人殉葬，你們就是最合適的人選！陳妻等不得不罷休。無獨有偶，有一位名叫陳乾昔的，臨終之前要求兒子做一口大棺材，讓兩個婢女在他的左右兩邊殉葬。陳乾昔死后，他的兒子沒有照他的要求辦，說：‘以殉葬，非禮也！‘禮家對殉葬的態(tài)度如此。
    禮緣人情而作，禮家十分看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認為是判斷為政得失的重要標志之一。宋國有一位守城的士兵死了，司城子罕‘哭之哀‘。晉國的探子回去報告了這一情況，認為這表明宋國統(tǒng)治者一定深得民心，所以千萬不能去進攻。孔子很贊賞晉國的探子，因為他懂得民心向背是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關(guān)鍵。與此相反，晉大夫荀盈去世而尚未安葬，晉平公就飲酒作樂，并讓樂師師曠和近臣李調(diào)陪飲。杜蕢憤然上前責罰師曠、李調(diào)不能規(guī)勸國君的過錯，晉平公慚愧無似，表示要永遠記住杜簣的勸戒。這種鮮明的以人為本的立場，在《禮記》中可謂觸目皆是，而且關(guān)懷的目光及于下層的普通民眾。魯國發(fā)生旱災(zāi)，穆公按照傳統(tǒng)的風俗，要暴曬?(wang)者，?者是脊柱彎曲、面部向天的殘疾人，古人認為上天哀憐?者，怕雨水會灌進其鼻孔，所以不下雨。后來又要暴曬負責祈雨的巫婆。縣子批評穆公‘虐‘、‘疏（迂闊）‘，并制止了這種殘忍不人道的行為。
    禮家反對非正義的戰(zhàn)爭，尤其反對在戰(zhàn)爭中殺戮無辜。吳國軍隊侵略陳國，砍伐陳國神社的樹木，殺死患有傳染病的百姓。陳國的太宰?指責說，‘自古以來，攻伐他國的軍隊都，不砍伐神社的樹木，不殺害病人，不俘虜頭發(fā)花白的老人，為的是體現(xiàn)人道。如今你們連病人都殺，可謂是‘殺害病人之師‘?！Y家主張對為保衛(wèi)正義而獻身的人予以特殊禮遇。魯國少年汪?為保衛(wèi)祖國而戰(zhàn)死。古代未成年而死稱為‘殤‘，殤者不得行成人喪禮。但魯人決定破格為之舉喪?？鬃邮仲澇桑f他既然‘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就應(yīng)該用成人之禮。
    《禮記》中處處投射出禮家人文關(guān)懷的光輝。最著名的無過于《檀弓》中‘孔子過泰山側(cè)‘一節(jié)，一位婦女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被老虎咬死，依然不肯離開荒野，原因是惟有此處才沒有苛政?？鬃痈锌貙W生說‘苛政猛于虎也‘?？鬃哟苏Z成為后世反對暴政和苛捐雜稅的思想武器。
    四、哲理與格言
    《禮記》一書，還廣泛討論了禮的本質(zhì)、理論、運用等問題，富有哲理，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
    《禮運》通論禮的本原和禮制的演變，將五帝三王之政區(qū)分為‘大同‘與‘小康‘兩個階段?？鬃雨P(guān)于大同世界的論述，展示了儒家理想的藍圖，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等都受到過‘天下為公‘思想的影響，他們的理想國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
    《樂記》是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提出了‘樂本于心‘、‘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者天地之和‘、‘聲音之道與政通‘、‘樂以象德‘等重要觀點。
    《學記》是我國最早的系統(tǒng)記述教育制度、教學內(nèi)容、教育理論著作，提出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地位、教學相長、因時施教、啟發(fā)式教學、循序前進等一系列教學原則。
    《經(jīng)解》解說六經(jīng)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標，《詩》教使人溫柔敦厚，《書》教使人通達、知史，《樂》教使人廣博、馴良，《易》教使人潔凈、精微，《禮》教使人恭儉、莊敬；《春秋》之教使人知曉著史體例。六經(jīng)失修，人民就會愚、誣、奢、賊、煩、亂。
   
    《王制》是漢文帝命博士諸生雜采六經(jīng)古注而作，意在損益虞夏商周之制，以定一王之法。篇中歷述王者頒爵制祿、封邦建國、設(shè)官分職、朝聘巡狩、井田、教化刑禁、述職考績、征稅貢物、喪祭國用、選士養(yǎng)老等制度，頗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綱。
    《月令》采輯《呂氏春秋》十二紀首章而成，不僅完整地記述一年十二月的天文、氣象、物候，而且按照陰陽消長和五行相生的理論，安排四時十二月的政令、農(nóng)事。
    《禮記》中充滿傳誦千古的格言，瑯瑯上口，便于記誦和引用，這是《禮記》得以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曲禮》）
    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曲禮》）
    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曲禮》）
    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
    君子慎其獨。（《大學》）
    富潤屋，德潤身。（《大學》）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表記》）
    口惠而實不至，怨?及其身。（《表記》）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名，皆在其所褻也。（《緇衣》）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緇衣》）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儒行》）
    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儒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后己。（《坊記》）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坊記》）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經(jīng)解》）
    內(nèi)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雜記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雜記下》）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樂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學記》）
    教學相長。（《學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運》）
    在古代中國，《禮記》的思想和格言可謂家喻戶曉，代代流傳，成為人們立身、處事的準則。甚至不識字的民眾，也能熟知《禮記》中的許多格言，這正是《禮記》的魅力之所在。
    五、《禮記》的流傳與影響
    《儀禮》、《周禮》文字古奧，內(nèi)容繁復，枯燥難讀。而《禮記》的文字每每可與《周禮》、《儀禮》聯(lián)系，被認為是打通《周禮》、《儀禮》的橋梁；其內(nèi)容，上可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齊家，民生日用。既能嚴禮樂之辨，又可究度數(shù)之詳。所以，兩漢以來，每每為學者所樂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禮記》。程顥認為《禮記》多傳圣門緒余，‘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朱熹說：‘《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采摘來做《禮記》了?！畬嶋H上是說《禮記》集中了古文《記》的精華。朱熹采擷《曲禮》等文，撰《學禮》十五篇，收入《儀禮經(jīng)傳通解》中。
    明儒柯尚遷說‘《曲禮》、《內(nèi)則》、《少儀》實《古禮經(jīng)》篇名‘，又說：‘《曲禮》‘毋不敬‘四言，實古帝王相傳格言。‘‘《內(nèi)則》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婦之大倫矣。教子之道，必有《少儀》之禮，外傅之教始詳，亦古經(jīng)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長幼、朋友二倫，皆立于《少儀》之中矣?！ā肚Y全經(jīng)類釋-自序》）
    朱升說：‘《儀禮》，經(jīng)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意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shù)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設(shè)科者不得不舍經(jīng)而求傳也。‘（《經(jīng)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說，《禮記》一書，‘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而且堯、舜、三代之遺說，‘舍此幾無可求者?！ā督?jīng)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為《易》、《詩》、《書》、《禮》、《春秋》等五經(jīng)作新疏，以資講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是用《禮記》代替了《儀禮》?？追f達疏集南學與北學之長，廣采舊文，詞富禮博，猶如依山鑄銅，煮海為鹽，為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唐以‘九經(jīng)‘取士，按字數(shù)多少將九經(jīng)分為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jīng)；《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jīng)；《周易》、《尚書》、《儀禮》、《?梁》為小經(jīng)。由于《禮記》的文字比《左傳》少，文字也相對淺近，故儒生多舍《左傳》而讀《禮記》，使得《禮記》之學大盛。王安石在科舉考試中廢《儀禮》而存《禮記》之科，使《禮記》之學進一步壓倒《儀禮》。
    使得《禮記》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個原因，是學術(shù)界對《大學》、《中庸》的彰顯。韓愈為了建立儒家的圣學道統(tǒng)，從《禮記》中發(fā)掘出《大學》、《中庸》，認為是與《孟子》、《易經(jīng)》同等重要的‘經(jīng)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陳?《禮記集說-自序》語）。宋儒唱和韓說，張載說：‘《中庸》、《大學》出于圣門，無可疑者?！祆湔J為《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并將它們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與《六經(jīng)》并行，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圣繼絕業(yè)，為萬世開太平。從元皇慶二年起，考試科目必須在《四書》中出題，《四書》便成為士子必讀之書。
    宋代《禮記》研究的重頭之作是衛(wèi)?的《禮記集說》。此書兼取鄭注、孔疏、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說，翦除蕪蔓，撮舉樞要，詳而且明，使讀者能‘因眾說之淺深，采一經(jīng)之旨趣，詳而度數(shù)，精而性理，庶能貫通而盡得之矣‘（《禮記集說-自序》）。
    元儒陳?作《禮記集說》三十卷，因陳氏號云莊，故又名《云莊禮記集說》。此書較衛(wèi)?書簡便，但多失古義，好以空言推義理，舛誤也比較多。明永樂十二年，胡廣奉詔修《五經(jīng)大全》，其中《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共四十二家，為學者一時所重。
    清代《禮記》之學的重要著作有《欽定禮記義疏》、納蘭性德《禮記集說補正》、李光坡《禮記述注》、方苞《禮記析疑》、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等。其中以孫希旦《禮記集解》為成就最高，此書博參宋元以來諸家之說，以發(fā)明古義，新見疊出，讀者可以參閱。